中房报记者 苗野 | 北京报道
地方债是中国经济的“灰犀牛”。央行在一份《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打开天窗说亮话称,2019年,中国经济在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型与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灰犀牛性质的金融风险可能仍将释放。“一是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难以为继,甚至有陷入违约窘境的风险;二是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可能产生的多方压力。”
7月24日,镇江市的一个举动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有舆论甚至认为其债务压顶,因为镇江要卖体育馆。当日,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官网挂出公告称,近期将拿出六块土地进行招拍挂,体育场和会展馆赫然在列。
这也引起了社会对隐性债务风险的忧虑,在经济竞赛中,地方都在举债发展。有市场机构测算,截至2018年末,地方政府显性债务余额18.4万亿元,以2.5倍估算,目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在46万亿元左右,过去五年多年均增量为7.5万亿元左右。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认为,地方财政支出缺口上升叠加债务到期压力抬升,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债务化解压力普遍提升。“开正门”获得的资金难以弥补如果隐性债务完全停止增加后的缺口。
与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的莫过于土地财政。土地作为地方政府的优良资产,经常被注入到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变相举债。中指院最新统计数据称,2019年上半年,全国300城土地出让金达2.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杭州上半年收金逼近1500亿元,高居榜首。武汉、北京土地出让金逼近千亿元,分别为949亿元、933亿元,排名第二和第三,天津、上海、重庆土地出让金超600亿元。
接受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表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地方政府就处于持续加杠杆的过程中。地方债的出现为“土地财政”这列重载列车平稳运营提供了较为实惠的“能源保障”,既能降低运营成本又能坚持“房住不炒”。但地方债问题仍为经济肘腋之患,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地方债违约,必将把银行等金融机构拖下水,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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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发行提速
与往年地方债“上半年无债可发,发债集中下半年”的情况相比,在财政部等协调下,今年各地快马加鞭完成了发债任务。
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专项工作办公室公布《6月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报告》指出,上半年36个省市中,北京、大连、上海、广东(不含深圳)、广西已完成全年新增债券发行任务。从各省发行规模来看,广东(不含深圳)以约1847亿元居各地之首,江苏以1559亿元紧随其后。四川、浙江(不含宁波)、北京、河南、山东发债超过1000亿元。
中信证券研究部首席FICC分析师明明预测今年6至9月地方债发行量预计将在1.5万亿元至1.6万亿元。由于2019年赤字率和专项债规模低于预期,地方债抢跑更多是分担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和流动性风险。
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批准,2019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308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9300亿元,专项债务限额21500亿元。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表示,今年新增的2.1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稳投资的重要支柱,既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也能更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债问题重回公众视野,除了发行放量外,江苏、浙江、山东等多个省份于近日公布的2018年度审计工作报告,纷纷提示债务风险,特别是隐性债务风险。这些地区普遍存在化解债务进度不科学、化债方案落实难、靠借新还旧周转、融资平台转型缓慢、隐性债务数据不实等问题。
这与央行的那份《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不谋而合。央行所指最大的地方债风险并非来自于浮在水面上的显性债,而是规模更大、藏于水面之下的隐性债务。不同地方政府债务的分布非常不均衡,发展程度较低、偿债能力不足的省份,真实债务反而越高。在房地产调控不放松、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金融监管方向不变的形势下,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可能会暴露出来。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地方政府债务的短期风险可以理解为流动性风险,长期风险则是指政府是否有能力去偿还债务的风险。但现实中往往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并没有通过细分来实行更精确的管理和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隐性或有债务的不确定性最大,其风险程度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如地方政府出资的城商行,一旦风险爆发,地方政府很难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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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政仍是“大头儿”
2018年以来,中央多次发文规范和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并三令五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盛霖指出,从总的情况看,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在可控范围内,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隐性债务的风险。一是规模比较大,二是隐性债务集中在市和县两级,三是部分隐性债务对应的资产变现能力不强。
目前的隐性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大?央行在预警中并没有给出数据。
财政部部长刘昆此前表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截至去年年底地方政府18.39万亿元负债额,负债率为76.6%,这个比例低于国际通行的100%~120%的警戒线。
天风证券的统计显示,从债务率来看,贵州最高为86.6%,云南85.2%紧随其后,辽宁、陕西、内蒙古均超过70%。从风险分布来看,东北部(辽宁、内蒙古)和中西部地区(贵州、云南、宁夏、陕西、青海、四川)风险相对较高,东部沿海地区省份风险相对较低。
高负债比率、高偿债压力的省份同样面临较高的债券融资成本和二级市场债券折价。尽管监管层一再强调采取“开前门”和“堵后门”并举的措施,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不允许发生新的隐性债务,严控地方政府变相借债。
但是对于许多地方政府而言,卖地仍被视为缓解资金困境的生财之道,在其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中,8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土地出让金,地方债的偿还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
有机构通过对过去三年财政收支数据来测算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平均依赖度,杭州、佛山、南京、济南、武汉、郑州、广州、昆明等地依赖度最高,占比分别为143%、122.7%、118.7%、110.3%、95.1%、77%、74.1%、70.9%。
卖地换来收入,支撑城市扩张,这是过去20年土地财政的根本逻辑。其负面效应在于“土地财政”已经逐渐成为导致房价过快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潜在风险来源。
据测算,今年5至9月,有1.6万亿元的地方一般债和7000亿元专项债需要偿还。其中,一般债偿债规模与去年全年大致相当。
陈雳称,今年房地产与消费已经从共振关系转为反向关系,上半年主要支持房地产增速上行的是信托和ABS等。下半年房地产投资难有资金支持,全国房地产投资将呈现下滑趋势,叠加财政收入下降影响,客观上部分省份确实有放松土地的要求。从数据上看,东部地区公共财政缺口更大,中西部地区公共财政占比较高。即东部地区对房地产和土地财政要求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此文刊于中国房地产报8月12日01版 责任编辑 何可信 邓雨楠)
流程编辑:曹冉京
审读:戴士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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